1954年6月的一天可靠的股票在线配资，日本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学院的一间手术室里，一个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哀嚎不止，拼死挣扎，虽然上了麻药，似乎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几名医生不得不拼命地按住他。最终，病人“不幸”力竭而亡。
这个病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年蒋介石手下的“三大战将”之一汤恩伯。
抗战时期的汤恩伯
汤恩伯于4月份在台湾荣军医院查出十二指肠部位有一个肿瘤，初步诊断为由长期溃疡引起的癌变，医院建议他前往美国治病。而此时潦倒的汤恩伯根本拿不出前往美国治病所需的费用。
无奈，他只得向蒋介石申请到日本治病。蒋介石很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驻日军事代表，以方便他在日本治病。
5月27日，汤恩伯登上了前往日本东京的飞机，此时的他被病痛折磨的已是面容憔悴、脸色蜡黄。坐在飞机最后一排座位上的他在心中嘀咕：“终于可以离开台湾了。”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没有再活着回到台湾的机会了。
展开剩余91%在飞机末等舱座位上颠簸了两个小时之后，汤恩伯终于到了日本,飞机在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降落之后，汤恩伯直接住进了日本庆应大学附属医学院。
住进医院之后，汤恩伯的主治医师岛田对他说：“我一年亲自主刀的这类手术大约有三百多例，成功率很高，你不用担心。”汤恩伯自是深感庆幸，他觉得尽管去不成美国，但在日本遇到好医生也是一样的。
陈诚
因病情比较严重，医师岛田给他安排了三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确实很成功，但在手术之后，汤恩伯的治病费用就开始捉襟见肘了。迫于重病缠身的无奈，他只好向陈诚求助。
尽管当年，两人在多年相处中难免龃龉丛生，多有不和。但，这一次陈诚却是比较宽容和爽快，很快借给了汤恩伯治病所需的费用。并安排身在日本的国民党官员前往医院代为探望。
当国民党驻日官员在医院见到第一次手术之后的汤恩伯时，他精神状态是很好的，血压、体温、脉搏都十分稳定，而且还能自己下床走动。汤对来看望的人说，等术后恢复了，便前往本州岛热海温泉区休养，计划秋凉后返回台湾。
当所有人都以为汤恩伯能躲过无数的枪林弹雨，也一定可以躲过这一劫。但，意料不到的是他竟然在几天之后，暴毙在日本人的手术台上。?
汤恩伯，名克勤，字恩伯，出生于1900年，浙江金华武义人。1924年初，穷困潦倒的汤恩伯在上海、杭州等多地奔走，寻求报考日本士官学校的推荐者，同时也为筹集求学经费。国民党元老陈仪爱才心切，就写信推荐了他，并资助他东渡日本求学。
陈仪
1926年，汤恩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因恩师陈仪的关系他来到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官至上校。后来又在陈仪的举荐下，参加国民革命军，担任司令部上校参谋。
此后，靠着他恩师陈仪和蒋介石同为浙江人，关系又比较近的便利，此后一路升到第13军中将军长，后来更是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蒋介石手下的“三大战将”。
他的恩师陈仪可谓对他恩重如山，资助他读书，又把他扶上马送了一程又一程，直至飞黄腾达。但是，数年后他却出卖了自己的恩师，导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毙，汤恩伯也因此遭人耻笑为“卖师求荣”。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提。
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在整个抗战期间，初期表现尚可，但后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之后，直至解放战争结束，他的“熊兵”之路似乎没了尽头。他一次次的失败，也是在一次次探及老蒋的底线。初期，蒋介石还能容忍原谅，直至丢了上海，终于忍无可忍。
第一次，“中原溃败”尚未失宠
1941年，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豫苏皖四省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南阳，拥兵40万的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原王”。
走上权力巅峰之后，汤恩伯的人生却开始走下坡路。1942年至1943年，中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汤恩伯依旧在河南横征暴敛、大肆征兵，以至于当时河南流传着“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说法。
抗日战争的末期，由于日本海空力量在美军的打击下已经基本覆灭,为了继续保持同东南亚地区的联系，日本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此役的关键就在洛阳、郑州一带。
不曾想，此时汤恩伯与顶头上司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因为防御部署问题产生极大的争执。就在二人还未吵出输赢的时候，冈村宁次率领16万日军“闪击”郑州、洛阳，汤恩伯率部仓促迎战，由于准备不足，致使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河南战场惨败之后，汤恩伯和蒋鼎文都受到了处罚，不过由于深受蒋介石宠信，不久之后，汤恩伯又当上了第三方面军总司令。
第二次，失了“张灵甫”，老蒋暴怒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受命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地区日军受降仪式,后又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1946年4月，蒋介石又任命汤恩伯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驻地由上海迁往无锡，负责长江中下游以及南京地区的防守。
1947年，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的“全面进攻”被我军粉碎后，国民党军转为“重点进攻”。汤恩伯调任第一兵团司令，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根据实际情况，主动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诱敌深入。汤恩伯不知是计，命令第一兵团大举进攻。
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多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的战法，而陈粟指挥下的华东野战军最擅于大兵团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国共的战法碰撞后，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重大损失，经常以整师整旅被歼灭。
在接连遭受重大损失后，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日本军事顾问冈村宁次提出的“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的建议，开始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十六字”作战方针。
但是，汤恩伯指挥的这一战中，整编74师的张灵甫自恃装备先进、战斗力强悍。也不管老蒋的什么“十六字”作战方针，全师一马当先，成为整条战线上的突出部，最后不出所料地被陈粟大军包围。
在74师被围后，汤恩伯不仅没有命令74师师长张灵甫突围，反而命他固守待援，最终导致整编第74师被全歼于孟良崮，师长张灵甫被击毙。大败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暴怒，再次将汤恩伯撤职查办。
张灵甫
汤恩伯被撤职后不久，又被蒋介石起用，担任陆军代理总司令，官职不降反升。蒋介石用人“一根筋”式的唯亲路线可见一斑。
此后汤恩伯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江南地区编练新兵。以补充国民党在前方战场上的损失。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长江下游地区的防守任务。汤恩伯的设想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重点保卫长三角地带，配合国民党海空军力量，进行持久防御。
第三次，丢弃大上海，蒋介石彻底失望
1949年4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汤恩伯苦心经营数月的长江防线全面崩溃，南京、杭州相继解放，上海成为孤城。5月12日，解放上海战役打响，27日，解放军全面占领上海，汤恩伯建立起的三道防线仅坚持了半个月。
上海战役末期，汤恩伯见上海不保，便会同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以及蒋经国，将中央银行国库里的395万两黄金、1136万两白银以及大量银元装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第二天，他带领嫡系人马乘军舰逃离了上海。
上海解放之后，汤恩伯率领残兵一路向东南沿海溃退，一直到金门才勉强站住脚。
1949年10月29日，汤恩伯飞往台湾。
这年6月的一天，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为了尽快恢复城市治安，正在四处巡逻。街上的行人尽管不多，但神情却显得格外轻松，不时有人站在路边，对纪律严明的解放军投去好奇的目光。
这时候，一个身穿长袍、头戴深色礼帽的中年男子沿着淮海路，一路向黄浦江边的码头走去。他行色匆匆，每当远远地看见马路上有巡逻的解放军战士经过时，他就会故意停下来，压低帽檐，遮住大半个脸,等巡逻队伍走远后才继续往前走。
到达港口后，他混过检查，搭上了一艘驶往香港的轮船，直到上海外滩的景色消失在黄浦江面上之后，他才长舒了一口气。此人便是在上海战役中被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遗弃在上海的国民党37军军长罗泽闿。
罗泽闿原为驻扎在苏州的青年军202师师长。1948年9月，青年军第202师、204师、209师合编为第37军，罗泽闿升任37军军长，归汤恩伯指挥，与第52、第75军沿长江一线共同担任苏州与上海地区的防务。
国民党青年军202师师旗
上海战役爆发时，汤恩伯将第37军全部移驻上海，主要负责周浦、浦东市区和南汇之线的守备。
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9兵团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将国民党第37军驱赶到黄浦江以北。
5月26日凌晨，国民党第37军和交警总队部分残余人员拒绝放下武器，在外白渡桥一带顽抗，很快被我27军消灭。另有37军一部盘踞在铁路管理局，最终被我20军和27军包围，悉数投降。
国民党54军8师师长在回忆文章《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中证实：
……清查当时撤退到台湾的番号有52军、54军、69军的一个师……此外有一部分如75军、21军、123军均由上海直接撤往舟山群岛。还有部分如交警部队、37军、51军等在撤退中没得到命令而丢在上海了。
也就是说，国民党第37军是整建制被全歼于上海了。
汤恩伯逃亡上海之前，曾下令罗泽闿带领37军于黄埔江湾待命，准备撤退。然而，37军等待许久之后，既没有接到汤恩伯的下一步命令，也未曾见到来接他们撤退的船只。最后，37军被我全歼。罗泽闿则侥幸趁乱换上便衣，躲到了一个朋友家。
逃出来的罗泽闿几经辗转到了台湾的时候，汤恩伯由于守卫金门“有功”，正踌躇满志地打算重振当年“熊风”。不曾想，罗泽闿的到来却坏了汤恩伯的好事。
罗泽闿在台湾“归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猛烈炮轰汤恩伯，指责他抛弃部下，只顾自己逃命。汤恩伯的亲信则反击说，当时已经下达了37军撤退的命令，只是因为局势混乱，37军未曾接到命令。罗泽闿根本不相信这种鬼话，双方越吵越凶，还闹到了蒋介石那里。
最后，蒋介石下令，所有参加过上海战役的师级以上军官，全部前往台北的一座招待所内召开“检讨会”，会议由陈诚主持。
蒋介石
会上，罗泽闿率先起来指责汤恩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丢弃将士,夺路而逃，致使37军全军覆没。他声泪俱下地说，自己的部下战死的战死，负伤的负伤，最终全都留在了大陆，他还扬言“不杀汤恩伯无以谢天下”。
汤恩伯则解释说，当时停在吴淞口外的军舰，总共有8万吨的载重量，本来完全可以将包括37军在内的所有将士都撤走，不过后来解放军迂回穿插至吴淞口附近，切断了与37军之间的电话联系，派出的联络员也未能与37军取得联系。假如当初继续留在吴淞口的话,很有可能造成全军覆没。
罗泽闿听了汤恩伯的解释后依旧不依不饶，而且还要求汤恩伯举枪自杀。没想到汤恩伯反击道：是你罗泽闿作战不力，致使37军丢失阵地，失去与主力之间的联系。
最终，这场检讨会变成了汤、罗二人的“吵架会”，双方各有一帮支持者，彼此争吵不休，也未能争出一个结果与是非，陈诚只得宣布散会。
最后，还是蒋介石出面平息了这场纷争，他私下告诉罗泽闿，开检讨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批判汤恩伯，如今也算达到目的，就不要再纠缠了。罗泽闿见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自知再缠下去也没什么好处，便不再追究此事。但这件事情平息之后，汤恩伯所有职务被一撸而光，最后只留下了个顾问的虚衔，彻底打入“冷宫”。
屋漏偏逢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
汤恩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罗泽闿纠缠事件平息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他头疼的事情——恩师陈仪即将遭到蒋介石的处决。
早在汤恩伯经营长江防线之时，陈仪就曾劝他发动起义，投诚解放军。汤恩伯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忠心，便出卖了陈仪。当时，蒋介石向汤恩伯保证绝不杀陈仪，但现如今，自己在蒋介石那里已经一文不值，老蒋开始出尔反尔，竟然要处决陈仪。
可怜陈仪当年送汤恩伯前往日本留学，使他“飞上枝头变凤凰”，如今却要因“爱徒”背叛即将性命不保。汤恩伯见此变故，深为悔恨、愧疚。他四处求人，竭尽全力营救陈仪，但以老蒋的性格，汤恩伯是救不了陈仪的。
陈仪死后，汤恩伯在台湾军政界背上了“卖师求荣”的恶名，无脸见人的汤恩伯从此隐居台北三峡的寓所内，整日郁郁寡欢。
由于长期心情压抑，汤恩伯日渐消瘦，医生诊断之后，认为他的肝脏存在严重的问题，建议他到国外就医。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他离开台湾，由此汤恩伯的病情愈发严重。
病床上的汤恩伯
直至1954年4月被诊断出癌症，蒋介石才“爽快”地放他去日本就医，不曾想在手术台上一命呜呼。
汤恩伯死后，蒋介石对他态度有所缓和，还专门派出军舰到日本迎汤恩伯灵柩回台，并追赠汤恩伯为陆军上将。
汤恩伯去世后一个月，蒋介石在一次高级干部训练班上谈到他时，蒋介石也不无感慨：
“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看得破才行。汤恩伯之死距离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五年的光景。这五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我想他弥留的时候，回忆前尘，内心之感慨、懊丧和抱恨终天的心情，一定是非常难过，所以是值得我们检讨痛惜和警惕的。”
蒋介石话中有话，即汤恩伯死得不值，死而不得其所，他应该死在上海之战中。可见，蒋介石依然对汤恩伯在上海一战的失利始终无法释怀,而这或许才是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盖棺定论。
试想，假如汤恩伯在恩师陈仪劝其起义之时弃暗投明，他是否还会有这样的一生？可惜可靠的股票在线配资，他在最关键的岔路口，放弃了光明，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穷途末路，落得可悲可叹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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